钟秉林、史静寰：新高考改革路向何方？人才培养如何做到精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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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21-06-08 09:40 浏览量：742 来源：点课通

看点：新高考改革，始终都是牵动着千千万万个考生及家长们的心，也是进一步贯彻好“破五唯”，建设“双一流”高校的关键。从2014年，浙江、上海作为第一批省份启动了新高考改革，到2021年江苏、广东、福建、湖北等8个省份加入新高考。8年的时间内已经有14个省份采用新高考模式。

8年的新高考改革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推进新高考改革不断深化的有什么目的与必要性？高中人才培养与高校人才选拔如何做到精准衔接？

在此背景下，搜狐教育在2021高考之际推出《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人才培养衔接论坛》，邀请教育专家、高校招办主任、高中校长就新高考改革、高中人才培养、高校人才选拔、高中大学培养衔接等话题展开分享。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静寰。

新高考改革的目的是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才、促进中小学教育深化改革

搜狐教育：高考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对教育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起着重要的导向和影响作用，备受社会关注。首先，我们请钟秉林老师谈谈，推进新高考改革不断深化的目的与必要性。

钟秉林：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高考改革可以说是牵一发动而全身，它涉及到亿万孩子和他们家庭的未来。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新高考改革？我想首先是因为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普及化阶段，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高考录取率超过了90%，上大学已经非常容易了。在这个背景之下，高校应该走向分层分类发展，人才选拔的标准和方式应该更加多样。用一考定终身这样唯分数的方式评价学生，显然就不适应了。

另外从基础教育方面来讲，随着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中小学校已经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实施素质教育、深化课程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教师队伍水平提高等方面，那么高考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化来为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服务。

同时从公平性角度来讲，随着时间的延续，一些新的问题也不断地产生，例如异地高考的问题，例如农村孩子进入重点大学深造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突出了。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要求高考改革的呼声也不断增加。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同时，上海市、浙江省成为首批试点，两地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到2017年，上海市、浙江市已经按照新高考改革方案落地实施，来招生录取。在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4个省份启动了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到2020年高三学生毕业，已经按照新的方案落地实施。另外在2018年辽宁、河北、山东、福建、江苏、重庆等8个省份又启动了新高考改革，这8个省份在今年要按照新的方案来进行招生录取，同时今年适当时候还要启动7个省份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这样我们国家的高考综合改革已经从东部试点阶段进入向中西部省份逐渐推广的阶段。

新高考改革的目的、目标我认为主要有三个：

第一，就是要促进教育公平，主要是入学机会的公平。高等教育优质的教育资源怎么配置，在普及化阶段如何把所有有上大学意愿的孩子们，通过新高考送入适合他们的高校去深造是新高考改革需要思考的问题。这和精英教育阶段从一大批考生当中选拔少数尖子人才进入高校深造在本质上已经不同了。

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科学选才，要科学地选拔人才，这是可以说是高考的基本功能了。

第三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通过高考能够促进中小学深化改革，能够引导孩子们全面发展。

搜狐教育：新高考改革是采用了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策略，这么做的目的应该是为更多的省份推行新高考改革积累经验，在您看来，近年来新高考改革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

钟秉林：

受教育部委托，我和团队一直在对启动新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进行跟踪评价，同时也受到一些省份的委托，对当地高考综合改革的成效进行第三方的独立评估。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已经启动改革的省份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第一，新高考改革增加了学生选择的机会，我们经常讲以学生为本，就是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给他们更多选择的机会。例如除了语数外这三科外，学生们还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特长自选三科，所以新高考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

另一方面，新高考改革也推动高校进一步深化改革，例如招生录取方式的变化，我们想要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录取，高校就要必须做出相应的应对。例如高校要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和每个专业的规律指定选考科目，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招生和学生进入学校之后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因为新高考改革之后，我觉得学生的知识结构会会出现多元化的趋势。招生录取改革可能也会导致学生之间的差异化增加，学生的学习体验、学习诉求也都会有所变化。这就要求大学必须要根据这些新的情况来重新反思现在的人才培养方案，更好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另外，新高考改革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例如我们还是增加了西部地区人口大省的招生计划，来缩小高考录取率省际之间的差异，同时启动了“农村专项计划”，重点高校都要拿出一定的名额面向农村地区的考生，单独定向录取。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人数。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

新高考改革必须和学生入校后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搜狐教育：近年来，大学的招生体系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包括强基计划、大类招生等等，在您看来，新高考改革或者大学招生体系改革的关键是什么？清华大学最近有哪些好的探索或者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史静寰：

我想新高考改革表面上看是一个点，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是一个点的改革，而是一个系统改革。就像钟老师刚才强调的新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以及倒逼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也说明了新高考改革的联动性。

从2014年国务院出台新高考改革方案，清华等大学就非常关注，因为对于大学来讲，高考是为大学来选拔合适的人才。高等教育进入到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以后，像钟校长说的，大学的发展应该向多样性、分层分类的方向发展，作为大学还必须思考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以及高考改革能给大学提供什么。

对于大学来讲，我们关注的不仅是选拔了什么样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如何为这些人才提供适合于他们的教育。所以招生改革和人才培养改革必须要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例如大类招生和强基计划都是从招生而起的改革，但是从一开始，清华就从来没有把它仅仅定位在招生层面，因为它会深刻地影响到学生入校后的人才培养计划、培养方案的设计。

清华大学从2016年开始大类招生的试点，从最初就是把招生和培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2017年全面推开大类招生以后，学校从原来50多个本科专业变成16个大类，学校会定期开会来讨论人才培养改革的深化。

我觉得大类招生培养改革对大学的触动很大，我们一直在强调加强通识教育，但是很多学校却没有深刻理解什么是通识教育。在像清华这样的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除了国家规定的课程之外，强调的是以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等为代表的非理工科专业的通识课程的开设和丰富。

在大类招生改革以后，因为学校有16个大类，所以我们的原有的课程体系只区分通识课程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这两大类就远远不够了。清华大学各大类的课程体系设计以首席教授为主，16个大类有16个首席教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大类平台课程。所以清华的学生在大一普遍的进行通识教育课程，另外各院系都会给学生开设一些介绍院系的特色课程，希望学生了解该专业，在专业确认的时候选择这个院系。所以在大一阶段的通识教育中，各个院系就像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做好自己的课程。

大类招生改革以后，首席教授的任务就是要设计大类平台课程，这个课程设计也不是课程的拼盘了，而是要从该大类所包含的几个专业出发，从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的角度把几个专业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所以这就使得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中间又增加了一个既体现专业基础课程，又连接通识教育课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这就是清华全体本科生必须选修的“写作与沟通”课程。为什么要推出“写作与沟通”课程？把它定位为什么课程呢？是文学？是社会科学？其实“写作与沟通”课就是学校在分析了学生的基本情况后做出的决定，我们认为学生在面对自己未来的专业发展选择时，应该具备信息的判断能力、信息的表达能力以及最基础的运用文字来表达思想的能力。所以“写作与沟通”课程的定位绝不是写个作文，提升社交能力这么简单，它的目的是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所以也是一个高挑战性的任务。

为了“写作与沟通”课程的落地，清华大学校长特批了25个专职教师的名额，这个在清华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课程完全采用小班式教学，15个人一个班，教师一个学期至少要对每个学生面批两次，而且有两次作业，面批两次这个要求就加深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课程。

所以，高考的改革必须和学生入校后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强基计划”就更加突出了这一点，因为“强基计划”突出了基础学科的发展，所以会更加强调本研贯通，这就进一步要求学校纵向的把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进一步衔接起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论坛的主题“人才培养衔接”非常重要。

搜狐教育：有一项对顶尖大学（包括清华、北大、复旦等）的培养调查发现，各科老师都在表达同一个问题：他们正在为基础教育的问题在买单，在付出更多的代价扭转基础教育带来的后果。结合您自己的经历您会建议学生在高中阶段应该提升自己的哪些能力以适应大学生活？

史静寰：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得从两个角度说，首先因为我本人在大学工作多年，从录取学生的角度来看，甚至包括像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来讲，都会发现一些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学生会出现一些社会性发展的，非智力性因素的问题，以及在能够支持学生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能力和素质方面存在欠缺。

我本人是做过中学老师的，所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也听过不少中学的校长们抱怨，在中学非常好的学生怎么到了大学以后怎么变这样了？大学也有责任。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这种阶段的划分，它其实不是基于人的自然成长规律的结果，而是教育工作者为了我们工作的方便来划分了这些阶段。

对一个人来讲，他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吗？所以一个好的教育系统绝对不应该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同时一个孩子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而是都有一个潜伏期，教育就是一种外界的影响介入的因素，所以我们发现学生出现问题时，要分清楚这些问题是属于在哪个阶段，要去特别地关注。

在几年前关于“当下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争议当中，我们曾经说过大学教育不是“变戏法”，不是把学生招进来过几年就变出一个大师，这不可能，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人完整成长的过程。其实人才的培养可以一直延伸到家庭教育，这也是我们在大学期间看到很多学生身上的问题，直到大学期间成人之后，还能深深地看到他在家庭教育中养成的习惯以及父母的教养方式给孩子留下来的烙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意识到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每个阶段都是不可复制，不可重复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遵循内在的，自身的规律，同时应该关注外在干预之后所形成的一个应激反映。如果孩子内生的需求和外在的引导和干预是比较积极有效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就是很正向的。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情景是基础教育阶段过于细致、过于严格的进行知识、技能的训练，使得孩子们在某项知识、技能方面可以做得很好，但是缺乏脱离了具体细致的要求之后自己去辨别方向，寻求我到底要什么的能力。

钟老师刚才谈到了新高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增加了孩子们的选择权，一个人选择的能力是天生的能力吗？特别是对于高考专业，高考课程，甚至大学的选择。显然不是。所以这种选择要建立在对大量的信息的获取，判断之后，而且不仅仅要了解判断信息，更要了解判断他自己。

但是现在关于高考的大量选择不是由学生做的，孩子家长、班主任老师的选择是基于他们认为对孩子好的建议，而这些真的是最适合孩子们的吗？是孩子想要的吗？

我们在高校里看到过太多的这样的情景，最近学校“强基计划”的一个班主任老师说他看到一些孩子到了大学以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报复性的放纵。实际上这是对基础教育的那种无微不至，几乎枷锁一样的“关怀”的一种反叛。而这样的一种反叛有可能造成学生心理非常大的一个反差，过去家长、老师这么严格地要求我，管着我，现在上大学之后来到一个宽松的环境，孩子们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甚至我有针对性的对之前失去了的东西进行弥补，例如去放纵性的玩游戏，但缺乏判断力的自我释放，有的时候会把孩子带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

所以看着一些孩子的成长我们真的是很着急，所以我们的教育当中存在着阶段性的教育方式上的缺失以及衔接过渡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静寰

高中教育应该尽快转变观念，以学生为中心，做好综合素质测评

搜狐教育：在您看来，新高考改革会给高中阶段的学校、老师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钟秉林：

应该说新高考改革对于高中阶段的教育冲击和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首先是对教育观念的影响，如何才能够真正在学校里面要践行让孩子们全面、有个性的发展？怎么样才能真正能够实现因材施教？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尊重学生的选择？这是观念方面的冲击。

第二，作为高中学校我们应该思考，在学生评价体系变革的背景下，我们到底如何评价一个学生。新高考改革很强调在高考录取的时候把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档案交给大学，作为录取时的重要参考。综合素质测评实际上就是考察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的情况。但是这需要我们从评价的观念、评价的方式手段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第三，作为高中学校我们应该思考，在育人方式方面，如何坚持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能够不断地深化课程改革，特别是在后疫情时期如何做好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这些都对高中教育提出一系列挑战。

刚才史教授讲到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希望增加孩子的选择权，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孩子们本身要能够学会选择，做出选择。过去我们的教育应试教育倾向比较严重，很多都是围绕分数展开。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一个途径就是高中阶段就要加强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生涯规划教育是一种选择性的教育，让学生有自我认知，对未来的学术或者职业生涯有一个大致的规划。这方面是高中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也是高中教育面临的一个挑战。

此外，新高考改革对高中教师队伍也提出很严峻的挑战，例如在实行选课之后，老师们能不能适应这种分层教学、分组学习的要求，如何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如何能够发现、引导学生的兴趣特长，如何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如何帮助孩子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所以教师队伍建设任务也很严峻。

同时新高考改革还带来一个冲击就是在体制机制方面，新高考改革对于高中学校，对于高等学校的冲击绝不仅仅在于教学方面。例如在高中阶段的学校学生要自主选课，在这样背景下就要实行选课制分层教学，走班教学就要成为学校的一种教学新常态。这就导致传统的行政班存在，大量的教学班也同时存在，那么相应的教学组织形态如何调整？此外对教师的聘任，特别是对教师的考核制度也要做调整，教室等基础条件也要具备，这些都是需要高中教育花大功夫去解决的。

所以新高考改革要循序渐进的往前推进，不能同时启动，在启动高考改革之前，教育部要派专家组到有关省份进行基础条件的实地考察评估，因为我们必须为新高考改革做好准备。

搜狐教育：在您看来，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您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更应该培养学生的哪些方面的能力与素养?

史静寰：

如果一个评价或者考试特别看重某个技能，这是短期内可以去培训的。真正的素质不是靠技能性的训练，而是要内化成为面对复杂问题时迅速判断，找到核心的解决问题思路的能力。对基础教育而言，我认为应该看得远一点，不要把成绩作为唯一评价学生的尺度了，通过评价呈现出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而不是千篇一律。我希望下一阶段的改革更加聚焦于人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一种个性化和内在潜质的发现和挖掘。

新高考改革并不是万能的，应该保持合理的期盼

搜狐教育：各位老师看来，接下来高考制度改革的重点应当是什么？未来还面临着哪些困难，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对策？

钟秉林：

新高考改革的推进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还是围绕在科学性和公平性这两个方面。例如从考试的内容到考试的方式，到学生的选课的科学性是不是比过去更好。当然从我们的跟踪调查情况看，增加了选择性，从学生角度来讲，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在公平性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人口大省，关注西部省份，这对公平是有促进的。

另外在综合素质评价方面，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如何才能做到真实可信？同时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如何才能做到个性化、多样化？而不是每个档案都是千篇一律，全是套话空话，这对高校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对于高校来说，如何更好使用综合素质测评档案，这个也需要进一步下功夫去解决。

此外，在选科过程当中，如何既尊重学生自己的兴趣特长，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的需求；如何考虑到专业特点，能够理性选科，也避免在一些科目上出现所谓“积多积少”的现象。所以现在这写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来解决。

同时我觉得舆论宣传导向也要多宣扬科学的教育观，让老百姓能够尽量形成共识，对高考改革有一个合理的期盼，有理性的认识。新高考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现在我们进行的教育评价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各方面能够协同起来，共同努力，这样才能慢慢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不忘初心，关键是不能脱离基本的改革目标，就是促进公平、科学选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