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卷”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大家要通过发射各种信号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过度发射信号就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

“财商”教育亟待加强

第一财经：你在B站的第一个视频是“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但这个话题在新书的后半部分才谈到。B站上提前讲是不是为了吸睛“涨粉”？

聂辉华：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挺想做些“财商”教育。以前，我觉得中国大学最缺的是逻辑教育，不讲逻辑就会像易中天说的“中国式逻辑”那样搞笑。后来我发现，逻辑问题其实好解决，因为总是有相关课程，比如你去学一些科学理论、学计量经济学、学各种因果推断，都会讲到逻辑。而“财商”教育才是最缺的，没有人告诉你如何正确对待财富，也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能够正确地理财——我说理财不是让人一夜暴富，而是有正确的财富观。

第二，当前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和关注。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为什么那么火？因为贫富差距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就像要不是房价高到一定程度，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深圳有那么多有钱人。最近数据说，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富豪。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不到全世界的均值，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某种程度上很大了。所以B站的第一期节目，我就先做“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

第一财经：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财商”教育特别缺乏的？据说《一切皆契约》里有你的切身体会和失败教训。

聂辉华：我感到“财商”教育缺乏，和这些年的经历有关，以前也不考虑这个问题。我是农村出来的，刚毕业的时候，跟书里写那个来自农村的大学老师一样，有了钱就想着寄给家里，或是帮着还债，从来没有想过怎样让财富最大化，也就是既能还钱也能赚钱。另外，我有个朋友，之前曾建议他买房没听，过了一年再买，房价涨了一倍。为什么别人敢买你没买？这就要反思了。不完全是收入问题，还与观念有关。

我在书里特别提到“债务契约”，穷人老想着省钱，富人却以钱生钱，这就导致穷人跟富人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穷人老想着省钱？除了穷人没有资本不敢冒险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穷人往往没有“财商”教育。我做过大学班主任，接触过很多大学生，发现父母是商人的，那些学生明显就有很强的投资理财头脑。所以同样是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其实也有差距，人家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从小在商业环境下耳濡目染；而你在农村长大，要想超过对方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现在特别希望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有理财意识，虽然它不会让你一夜暴富，但会减少贫富差距。

富人也要“财商”教育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讲到消费中的“棘轮效应”时，说不理性消费“重则祸国殃民”，这句话怎么理解？

聂辉华：人要理性消费，如果“胃口”太大的话很可怕，哪怕财富是合法赚来的也保不住。而且富人也需要“财商”教育，富人如果不好好理财，真的就会“富不过三代”。我研究过晋商，晋商当年是中国最富的一帮人，结果大部分家族都败落了，为什么？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后代不思进取、贪图享乐，没想怎么继续赚钱积累财富。

现在中国就面临这样一个转型期，很多老一辈创业的企业家到了快交班的时候，如果他们的儿女不好好珍惜财富，没有好的财富传承机制，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在书里专门提到日本的经验。日本有那么多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说明不仅他们在接班人上解决了问题，在“财商”教育上也有成功的地方。

第一财经：你觉得“财商”教育中哪些内容最重要？

聂辉华：第一，要有正确的财富观，不要老想着挣快钱。举个例子，你扔10万元进去炒股，老想着什么时候能再挣10万元回来，哪怕挣了10%、20%都不为所动，这就容易被套住。我其实将来还想做一期跟投资者情绪有关的节目，这是金融学里一个热门话题。现在很多人老想着挣大钱，又不知道选择合适的时机。更关键的是，很多人不懂任何专业知识，只要有部手机就去炒股。我再说难听点，绝大多数人压根都看不懂财务报表。你看不懂财务报表，不知公司基本面，又想通过股市挣钱，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第二，资产配置要有方向感。很多人走极端，要么全部炒股，要么全部存银行不动。其实完全可以做不同的资产配置，1/3买理财产品，1/3做活期随时备用，另外1/3买些基金，那不是更好吗？所以说同样的钱通过不同的组合，可以让自己减少风险，提高收益。

第三，花钱的先后顺序也很重要。是先买房还是先买车？显然不一样。先买车就亏，因为车是越来越便宜的，要先买房就赚了，因为房越来越贵。这些东西很多人不懂，讲一讲我觉得会改善很多人的生活。

我说的可能是实话

第一财经：我注意到你在写文章时，经常提到“主流经济学家”都会打个引号。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聂辉华：我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种比较保守的经济学家，或者说他们做数理分析比较多，也就是用西方那套研究模式，不太考虑中国国情和现实约束条件。比如有经济学家认为，应该让企业竞争，觉得竞争会导致市场之间优化配置，这种观点太理想化了。因为中国很多竞争根本是不充分的，比如说中国的城市之间是公平竞争吗？有的城市是正部级、有的城市是副部级、有的城市是地级、有的城市是县级，怎么可能公平竞争？所以我就觉得有些经济学家不接地气，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考虑现实的约束条件。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希望考虑问题比较现实，比较接地气。

第一财经：你在B站上的自我介绍是犀利、幽默，犀利在什么地方？

聂辉华：说话比较直，有时不太中听，但说的可能是实话。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我发表了一些别人都不敢写的文章，包括贪官自杀的收益成本分析，这些都要冒风险的。但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应该写出来。我们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求真。一个东西只要觉得有道理就应该说出来，我不会太考虑该不该说。关键我是说实话，说实话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

“内卷”要制度设计来解决

第一财经：书里提到的“过度证明”，让我想起“内卷”，你怎么看“内卷”这种现象？

聂辉华：“内卷”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大家要通过发射各种信号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过度发射信号就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中国不是不需要那么多人，现在多缺劳动力。形成“内卷”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经济越下行，竞争越激烈，“内卷”越厉害；“内卷”越厉害，大家越愿意往体制内跑，因为体制内稳定。第二是信息不对称，很多人并不知道哪里真正需要人才，而有些招聘又是“萝卜招聘”。第三是人才市场上的供给需求结构有点错位，专业调整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造成“结构性失业”。

现在很多人觉得无法知道获得的信息是否真正对称，只能跟着别人走。这是有些部门没有足够公开信息、缺乏精准识别人才的手段造成的。如果制度都是公开透明的，大家就没有必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内卷”了。

第一财经：说到“内卷”还会想到教育焦虑。你怎么看待“鸡娃”现象？身边人有“鸡娃”焦虑吗？

聂辉华：有，像人大老师会担心孩子考不上人大附中的高中部，或者考不上好大学，也很焦虑。其实教育焦虑一直都有，我更关注教育不公平。我1997年考进人大读本科时，贫困家庭学生大概有20%~30%。2006年，我博士毕业在人大留校任教，当过一段时间大学班主任，发现全班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比例太低了，不到10%。学生来自两类家庭最多，公务员和教师家庭。现在比例可能更低。

这并不是好事。说明什么？穷人更难考上好大学，穷人上升的通道被阻挡了。教育是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手段，没有之一。教育不公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所以我觉得在教育、人才、人口流动方面设计好的制度，对一个国家长远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光靠个人改变策略是不够的，会导致整个社会浪费很多资源。

第一财经：对，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被动卷入“鸡娃”的。你有什么解决之道？

聂辉华：第一，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公共教育资源要尽可能公平，否则教育的功能就废了，我就不赞同任何重点中学这种说法，也不赞同所谓的“快乐教育”，这会导致课外补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产生对穷人不公平的竞争格局。

第二，提供更多的产品。教育的投入还是不足，为什么不能多建好小学、好中学？为什么不能放开？现在民营企业要办一个幼儿园太难了，小学中学就更不用说。我们现在大学数量也不够多。美国有几千所，我们这么多人才1000多所大学。很多学生在国内上不了985，可能就去国外读名校了。要加大经济内循环，就要把这些学生留住，完全可以把更多的外国名校引进来合作办学对不对？说白了就是通道太窄。

现在很多人都陷入了“囚徒困境”。如果每一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就是所有人利益都受损。最后的解决之道还是要靠制度设计，靠协调博弈才能走出困境。